老公说他是社恐，我反手把他送进精神病院

就连婚礼他也放了我鸽子，留我一人和空气拜了堂。直到婚后，

我们早产的儿子突发罕见急症，唯一能做手术救他的，只有老公。我跪在地上求他，

他却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，浑身颤抖：“这个手术需要直播，

我不敢......我害怕......”最终，儿子因错过最佳手术时间，

死在了手术台上。我抱着儿子冰冷的尸体，崩溃大哭。而十分钟后，

他的青梅在国外滑雪摔伤，需要进行跨国远程视频面诊。他面对着屏幕里几十位国际专家，

沉稳地指挥着。视频面诊非常成功，贺年川回来后，又恢复了社恐的模样。

我抱着孩子的冰冷的身体，彻底死心。原来有人可以是例外，但不是我和儿子。

......“知羡，原谅我，

你知道我的社恐有多严重......”贺年川愧疚地拍打着脑袋，伸手就想抱我。

“别碰我。”那双拒绝救我儿子的手，让我恶心到想吐。贺年川从小就社恐，

严重时甚至会当场昏厥，生死难料。我们准备结婚时，

他的青梅江心雅哭得最凶：“他离不开我，

我真担心他社恐发作......你一定要替我好好照顾他。”那时我还天真地以为，

这是怎样深厚的情谊。现在才真正明白，面对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人时，他硬着发麻的头皮，

也执着地要上台。可惜，那不是我。我心冷地办遗体手续，工作人员递过来一份文件。

“齐女士，这是人体实验同意书，您丈夫已经签字了。”什么狗屁人体实验！“我是他妈妈，

我不同意！”我尖叫着。工作人员面露难色：“如果要撤销，必须由签署者，

亲自出席委员会的会议当众说明。”我发疯一样冲回贺年川的办公室，“贺年川，求你了。

”我的声音在颤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“去委员会，撤销同意书。

”“我的儿子不能做实验品，我要好好地安葬他。”贺年川的脸色更白了，他后退了一步。